语言与认知：你说哪种话就是哪种人吗？
克林贡人 | 星际迷航
你会用多少种语言打招呼？当我们学习一门新语言的时候，最先接触的是一般来说除了脏话就是问候用语了。哪怕是没有认真学过的语言，平时耳熏目染下来也会说个“空尼奇哇”、“本竹”、“哦啦”什么的。那么，你知道克林贡语（星际迷航中的一种人造语言）中的“你好”怎么说吗？
这是一道陷阱题，正确答案是：没有这个说法！是的，克林贡语中没有用来打招呼，或是谢谢和再见的词，勉强代替的是一句“ nuqneH！”也只能理解为“你找我干什么？” 熟悉星际迷航的同学应该可以猜到个中原因：克林贡人是一种比较粗鲁好斗的种族，他们性格非常直接，友好的打招呼不属于克林贡的风格。因此，在为他们设计语言时，剧作家 Gene L. Coon 和语言学家 Marc Okrand 自然而然地打造了一套直接又“不雅”的语言体系——光是听克林贡语就能想象到说话者狰狞的表情和粗鲁的思维。
酷炫脑作者 / Prismo
审核校阅 / 酷炫脑
编辑 / Mandy
把语言与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并不止星际迷航。《降临》（改编自《你一生的故事》）中的七肢桶和他们难以理解的圆形文字与思维；《阿凡达》中潘多拉星人与万物的交流方式；英剧《请讲普通话》里各国人民鲜明的口音和性格等等。而这些作品通过或严肃或诙谐的方式阐述了这样一个理论：语言可以影响思维和认知。
这个理论叫做语言相对论，由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 E. Sapir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并由其学生 B.L. Wholf 修改整理。他们想通过它将被认为属于社科的语言学和归于自然科学的认知学联系起来。Wholf 在文章中举出了几个例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同样的一段经历，“用装弹杆清洁枪管” ，在英文中的描述强调了三个概念：“清洁”，“用”，和“装弹杆”；而在肖尼语的句子中却用了“干燥的空间”，“洞的内部”，和“持工具的动作”这三个概念。也许在我们看来，这彷佛有些滑稽，但是在以肖尼语为母语的人眼中这三个词的意识象征却足以代表同样的事件。| 参考文献 [2]
Wholf 举的另一个例子展示了在某种语言里的“单一概念”也许是另一种语的“多个概念”。在霍皮语中，“蜻蜓”，“飞机”，和“飞行员”是一个词（即一个概念）；相反地，中文中的“雪“这一概念在因纽特语中视情况分为三个词：“飘着的雪”，“积在地上的雪”和“砌成雪屋的雪”，而且这三个词翻译成中文不仅显得蹩脚，也包含了额外添加的概念。| 参考文献 [2]
在 Wholf 的基础上，现代认知科学将目光从词组概念移向视觉感知——更具体地说，色彩感知。视觉是人类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将近一半的大脑区域直接或间接处理视觉信号；而色彩又是视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若是语言对人的思维认知有任何影响，那其必然涉及颜色的识别和区分。有趣的是，答案是“半对”。语言似乎主要影响人对右半视野的认知，而对左半视野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下图所展示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展示了四个渐变的色块，其中B和C之间是“颜色分界线”，即在正常人眼中， A 和 B 属于绿色， C 和 D 属于蓝色。由于人类的“分类认知”（categorical perception，属于不同分类的两个物体相比同一分类的两个物体更好区分，尽管物体之间的渐变差异是相等的），“ B 和 C ” 相比“ A 和 B ” 或是“ C 和 D ”来说更容易辨识出区别。但是，当色块只出现在半个视野时，结果却有些神奇：右半视野的分类认知（即图中红黄柱的高度差）比左半视野强得多。这可能是由于处理右半部分环境的左半脑同时也是处理语言的核心区域，因此语言中的“绿色”与“蓝色”分类也对视觉感知产生了影响。
参考文献 [3]
同时，颜色感知还会因为语言的不同而改变；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如果你的语言用一个词代表两个颜色，那么你就更不容易看出这两种颜色的区别。比如下面的四个色块，英语使用者会称四者都是“Green”，而在韩语中却分为两个词：“Yeondu” 和 “Chorok”（可以理解为“黄绿”和“绿”）。如同上一个实验，这四个色块也是均匀渐变，且颜色分界线位于 B 和 C 之间。而在同时向英语使用者和韩语使用者展示同样的利用这四个色块的颜色区分测试时，韩语使用者的分类认知效应要明显高于英语。这说明受语言的影响，在韩语使用者眼中的两种颜色在英语使用者眼中只能“感知“为一种。
参考文献 [4]
这些发现既给人惊喜，又让人担忧。要知道，现在大多数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式是通过招募实验者并让其对展示的刺激（视觉、听觉或是任何想测量的感知）做出反应从而推导出一些“普遍”的现象。然而，由于经费等限制，实验室招募的参与者通常是在校大学生或当地居民；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么能通过几十或是几百个来自单一地区的实验对象来推导全人类的认知能力呢？
答案是我们不能。事实上，学术界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并提出了“ WEIRD 人口”的概念：来自西方国家（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来自工业化国家（Industrialized），富有（Rich），民主（Democratic）。而 WEIRD 人口占据了绝大多数心理学实验的样本：68% 的实验对象来自美国；93% 的对象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99% 的美国实验对象是大学本科生。同时也有不少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将实验在另一组文化背景下的样本中进行，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语言心理学的泰斗 Michael Tanenhaus 曾说过他在做一项听众猜测说话者意图的实验时发现，实验对象中的一组数据与其他数据相比有着明显差异。他发现这一组数据的来源是一群中国留学生，并且他们还是一起被介绍来的朋友。所以他推测这个差异是由于这些留学生不想在朋友面前丢脸，又有着比较强的集体荣誉感，所以相比只是来赚小时工资的人来说，他们在实验中更加全神贯注。
WEIRD | sowhatfaith.com
随着人文学家对世界的探索，我们发现了许多挑战一般“常识”的人类社会。举个例子，数字认知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的“基本技能”：没有哪个语言里没有代表数字的词，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孩子不会数数——直到我们发现了位于亚马逊雨林中的皮拉罕部落（Pirahã）。在皮拉罕的语言系统中，没有确切的数字词，只有三个与计数相关的词：“hói”、“hoí”和“baágiso”，对应的理解为“差不多是1”、“比较少”和“挺多的”。语言上的数字词匮乏使得皮拉罕部落居民的思维对数字不敏感。当然，部落生活对数字精确度的低需求也反过来导致这种语言现象和思维模式。
参考文献 [5]
文化、语言、认知、思维。当我们试图去了解其中一项的时候要记住，他们不是大海上独立飘零的板块，而是画板上混合的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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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智商也是如此，在 10 多年前，很多认知领域的老教授还认为我们对自己的智商没有多少自主决策权。智力科学家们相信，智商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基因决定了，随后的养育和教育即使有影响，也没法产生很大的、持续的作用。但是这个传统的观念在 2008 年的时候被苏珊娜·嘉格（Susanne M. Jaeggi）等人开创性的研究刷新了。苏珊娜·嘉格的研究认为人的流体智力是可以通过训练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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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Sapir, E. (1929). 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 Language, 5(4), 207.
[2] Wholf, B.L., (1940), Science and linguisitics, Technol. Rev., 42:229-231, 247-248, no. 6
[3] Regier, T., & Kay, P. (2009). Language, thought, and color: Whorf was half right.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3(10), 439-446.
[4] Roberson, D., Pak, H., & Hanley, J. R. (2008). Categorical perception of colour in the left and
right visual field is verbally mediated: Evidence from Korean. Cognition, 107(2), 752-762.
[5] Frank, M. C., Everett, D. L., Fedorenko, E., & Gibson, E. (2008). Number as a cognitive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Pirahã language and cognition. Cognition, 108(3), 81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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